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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项目投资看题材,讲述北漂题材电影的出路在哪里?

影视投资从最初的业内人士之间进行逐步步入大众视角,成为近年来一种新的投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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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五,又一部聚焦大城市年轻人生活状态的都市影片《明天会好的》上映,而这部电影的导演正是《后来的我们》的编剧之一袁媛,这也是她的导演处女作。

《明天会好的》又一次将镜头对准了大城市漂泊的年轻人:一个临近30但“一事无成”的编剧,一个追逐梦想但同样潦倒的歌手。这样的人物设定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北京生活着的年轻人的真实写照。预告片里出现的各种生活情境:被分手、一个人搬家、一个人看病、父母的失望等等,更是精准戳中了当下大城市生活年轻人的神经,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可以说,“漂泊”和“寻找”是人类一生的课题,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当下,这仍然是影视剧作品中惯用的创作母题。而透过这一类“北漂”、“沪漂”乃至“港漂”等都市题材电影的背后,究竟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现象?这一类电影的市场潜力,究竟还有多少?

如何定义这类电影呢?

这类电影的故事发展几乎离不开以下背景:主角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自国内县城乡镇,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梦想、追寻更好的生活,或者是试图逃离原生成长环境带来的困扰和伤害,利用工作或者求学的机会来到大城市发展,没有固定的居所和当地户口,试图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大城市站稳脚跟,然而却始终被生活捉弄到遍体鳞伤,一边对现状感到迷茫孤独和无助,一边又对未来充满侥幸幻想。

可以说,这样的情节设定是这一类电影的一个大前提,也是所有在大城市漂泊着的人们的普遍常态。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大量有关该题材电影的出现,也证明了即便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人们内心世界和个体经历也同样具有着某种相似性。

为了方便总结归纳,暂且将这一类人们背井离乡,在大城市漂泊奋斗生活的电影称为“漂族电影”。

“漂族电影”并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一种题材,只要有人口流动迁徙,势必就会造成漂泊的情况。在以前,可能是因为战乱饥荒;而如今,则变成了寻求更好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有华人陆续移居海外,或是赴海外留学经商。到了70年代末,改革开放不仅给全国带来了新的面貌,也促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内地的劳动大军浩浩荡荡奔赴东南沿海城市,“农民工进城”成为一种潮流。

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口迁徙的洪水席卷了整个中国大陆,再加上交通运输业,尤其是航空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加快了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展现该类题材和人群生活的影视作品也不断涌现出来。

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诞生了一批聚焦华人在海外生存状态的电影。导演张婉婷根据自己在美国读书时的生活经验改编拍摄了电影《秋天的童话》,这也是她第二部有关“港人海外打拼”的电影,在香港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关锦鹏拍出了《人在纽约》,讲述来自陆港台三地的三位女子在他乡相识的故事;张艾嘉的《少女小渔》同样描绘了一位只身前往纽约做非法劳工的年轻女子的经历。

这些电影,华人由于漂泊在海外,除了对于自身幸福生活的追寻以外,更多的还是在展现人物身处异地对于故乡的思念,以及对于自我身份和国别的认同与思考。

此外,还有很多电影记录的是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人口流动。比如陈可辛的《甜蜜蜜》,讲述的是内地人前往香港讨生活,并由此发生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往事;再比如陈果的《榴莲飘飘》,同样讲述的是内地女子前往香港挣钱,待再回到故乡后发现一切物是人非的故事。

这类电影,虽然没有在国别等政治问题上有较深的探讨,但更多的将着色点放在了人物自身的变化和成长上。同样是聚焦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和故乡的时过境迁在人物身上形成了丰富的两面性,也让角色陷入都市的吸引和乡土的感召之间反复拉扯。

钱钟书的《围城》里提到:“城内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人生其实处处是围城。”某种程度上看,这句话也是对于所有在异乡都市漂泊的人的最好写照。城市的喧嚣不属于自己,故乡又无路可退,当人们发现自己宛如无根的浮萍一样在异地风雨飘零时,他又将属于何处?

21世纪,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成为了人们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新去处,流动人口的年龄段也开始趋于年轻化。

“北漂”一词最早诞生于何时,如今已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1990年,吴文光导演的《流浪北京》里,就记录下了这批人的生活状态,只不过作为一部地下的独立纪录片,彼时的“北漂”尚未引起过多的讨论和关注。

21世纪初期,“北漂”一词开始被各界媒体广泛使用。2005年,金琛导演的《北京你好》《胡同里的波西米亚人》等作品已经开始关注到了这群人。接着,和“北漂”一起被大家讨论的,还有“草根”、“鼠族”、“蜗居”等一系列热点词汇。2010年,旭日阳刚、西单女孩等一批“草根”歌手登上春晚,正式将“北漂”一词推上了社会舆论的高潮

同样是2010年前后,一大批影视剧作品开始将镜头对准了这群大城市生活的“漂族青年”,《奋斗》《蚁族的奋斗》《北京爱情故事》等电视剧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电影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相关作品,包括李玉的《苹果》、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以及顾长卫的《微爱之渐入佳境》等等。

在电影《微爱之渐入佳境》中,蒋雯丽饰演的房东前去向陈赫饰演的无名编剧讨要7000块一个月的房租时,陈赫囊中羞涩,蒋雯丽硬气地回复道:“你知道这是哪吗?这是北京!这是CBD!你不租的话还有好多人排队等着租呢!”那是2014年,距今过去了近七年。如今,电影中主要探讨的议题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早期的“漂族电影”还会试图探讨人物对于身份的认同和对于故乡的思念的话,那么这批作品中的“北漂”形象,则进一步放大了内心自我的一面。他们往往怀揣着不平凡的梦想,但是却时常在大城市的声色犬马和爱欲纠葛之间迷失了自我,在现实的困境和残酷面前撞的头破血流。故乡,更像是个再也回不去的伤心地;而眼前的这座城市,俨然也找不到自己的落脚点。

可以说近几年的“漂族电影”,尤其是“北漂电影”,开始更多的探讨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一方面,这些人的物质生活已不像以前那样贫瘠匮乏,身份也不再是这座城市的边缘者,相反的,他们往往已经成为了大城市的主要建设者,自己的小日子也能经营的井井有条。

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情感世界始终无法寻求一处完整美好的栖息地,而生活中的重重压力也会隔三差五跳出来让他们的生活瞬间进入hard模式。人际社交、生活成本、工作负担,“北漂族”的精神世界被这些无足轻重但又无法忽视的琐碎给填满,然而情感缺口却始终也填补不上,这成了当下“北漂电影”所主要的探讨主题。

有学者在论文中将“北漂”群体形容为“都市的他者,精神的贵族”。某种程度上,这个形容可以用来概括大多数的“漂族青年”们,这是该群体的现实本质,也是这类电影总是能引起大家共鸣的最主要原因。

在统计这批“漂族电影”时,情报君发现,上世纪港台地区的大多数影片都没有在内地公映过,而本世纪初期的一批文艺片有些也是通过其他渠道被观众们所熟知的。直到2013、14年左右,这类电影才开始真正展现出它的商业前景。

首先,“北漂电影”毕竟不是个固定的电影类型,它只是一类固定的题材,而这种题材往往需要和其他相对成熟的类型相结合,才有可能达到好的市场反馈。比如小妞电影、爱情片、喜剧片等等,过往的这些例子,无一不是这么做的。这其中,尤其是爱情片的类型,和“北漂”的故事相结合,往往更容易达到1+1>2的效果。

其次,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北漂”群体的内心世界感受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早年的四处漂泊,萌生出对故乡的追思;到夹在城市和故土之间,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断探寻;再到展现大城市中人们的迷失和茫然,现实的残酷和梦想的破碎;再到如今的,尽管物质生活相对不再贫乏,但精神生活仍然在寻求安慰和弥补。

最后,从市场导向的结果来看,要想这类影片能够有好的回报,档期的选择也至关重要。《微爱之渐入佳境》选在了平安夜当天上映,《后来的我们》定在了五一档,而《亲爱的新年好》甚至直接定在了元旦跨年夜,用片名向大家拜年。大档期自然意味着更高的大盘体量,同时也更贴合影片的类型划分和故事风格,这对于影片最终的票房成绩显然也是有很强的助推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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